孙立天教授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以独特的朱批档案为载体，从康熙的视角来证明了康熙皇帝和他的政府并非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天朝”里，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应对着来自“早期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矫正了对于“闭关锁国”的刻板印象，展示了清朝作为早期世界体系中一个清醒、有能力的东方帝国的形象。也许因为文本题材、满族文化背景、史料视角的缘故，可读性可能略逊一筹，仅个人观点。

1. 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奴隶最大的来源就是战场上的俘虏

2. [15]由于主奴关系中蕴含着家庭关系，因而外人在对待一个奴才的时候得看主人是谁；同样，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着高兴，感觉脸上有光。

3. 满人入关以后，汉族大臣极力反对满人的主奴统治，但满人上层还是力排众议，坚持主奴关系是满人八旗制度的基础

4. 但在满人社会，奴才的身份不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主子的社会地位。

5. 满人八旗，每一旗有一位旗主，旗下又分为满、蒙、汉三旗，也就有三位都统。由于旗主必须是努尔哈赤的后代，所以都统这个职位是非努尔哈赤后代在八旗中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6. 满人1644年入关以后，佟家子弟遍布朝野，当时甚至有“佟半朝”一说。

7. “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据清史前辈孟森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

8. 因而与其说是杀红眼的满人士兵突然感悟到了上帝之光而放下了屠刀，不如说是西洋大炮的威力救了两位神父的命

9. 明清之交，战争连绵，人口锐减。据估计，大概有四千万人死亡，占了当时两亿人口的20％。[1]

10. 对于传教士来说，顺治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符号，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以一起谈话聊天的皇帝。[7]

11. 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在染天花后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在遗诏中，他传位于佟氏所生的时年八岁的玄烨（后来称为康熙皇帝），并任命了四位满人老臣为辅政大臣。这份遗诏，同时也是顺治写的一份罪已诏，承认自己执政期间的诸多问题。

12. 尽管顺治在位十八年，但是减去多尔衮辅政的八年，顺治实际是十三岁开始亲政，到二十三岁终，亲政仅十年。年纪轻轻的顺治，从满人帝系上看虽然不是第一个皇帝，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中国的满人皇帝。

13. 元代的忽必烈汗（1215-1294）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的蒙古皇帝。尽管忽必烈名声很大，但顺治和朝堂上的大臣都知道元代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忽必烈死后，元代在中国的统治也只持续了七十年。

14.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其实有两套基本评价体系。一是时人的评价，二是后来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容易将这两套体系混淆，会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15. 杨光先就是当时北京紫微斗数的权威。

16. 在朝堂政治中，对于满蒙官员来说，汤若望不折不扣是汉官的代表。 明白了汤若望和他的占算在朝廷中的特殊功能，才能理解为什么满蒙高层看到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立刻接受了他的参劾并着手开始调查。

17. 尽管在我们后人眼中，汤若望是欧洲来的天主教神父，但是在当时的朝堂中，朝廷官员并不这样看待汤若望。汤若望会说汉语、写汉语，观测后引据的经典也全是汉人的书。在朝堂政治中，对于满蒙官员来说，汤若望不折不扣是汉官的代表。 明白了汤若望和他的占算在朝廷中的特殊功能，才能理解为什么满蒙高层看到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立刻接受了他的参劾并着手开始调查。

18. 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案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中国人在参劾一个西洋人，但本质是当时朝堂上的满汉之争。

19. 对于中国传统士人而言，“文正”是谥号中的最高荣誉。而对于满人来说，“忠”才是他们最看重的，所以“文忠”是他们认为的最高评价。清初四朝，“文正”给出了四次。而“文忠”只给出一次。后来清末慈禧颁给李鸿章的谥号是“文忠”，其实是对李作为汉臣的最高认可。参看：宋秉仁，《从文臣谥号看明清谥法理论》，255。

20. 大约在满人1644年入京以后，包衣奴才就用来专指皇帝和皇亲国戚家的奴才了。皇帝的包衣奴才众多，管理这些包衣奴才的机构是内务府。

21. 需要强调的是，管理太监并不是内务府的主业，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帝的包衣奴才。

22. 由于满人中的包衣奴才（booi aha）有许多特权，因而最初翻译满文“booi”成汉语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用汉语的“包”“衣”二字音译了满语中的booi。同时在翻译满语中aha的时候，选用的“奴”和”才”二字恰到好处地表示出这些人两方面的特性：一是作为奴，对主子的依附性；二是作为人才，对于主子的有用性。这样满人的包衣奴才就能与汉语中原有的“奴仆”等概念相区别。

23. 到后来，自称“奴才”演变成了旗人的特权，而汉臣不允许自称为“奴才”。

24. 诸葛亮的自称“卑鄙”和康熙的包衣们称的“下贱”，在感谢知遇之恩的思路上，可以说是同出一辙。

25. 当时的技术传播交流是双向的，互通有无。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

26. 大清的权力系统有两个：一个是从明代那里继承下来的基于君臣关系的朝廷系统；另外一个是满人的内部系统，其中康熙和他的部下讲的是主奴关系。

27. 主奴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派系是理解清初政治的核心。

28. 维系清初皇亲国戚私人圈子的纽带是信任。这和官僚系统不一样。官僚系统通过科举吸收新人，其核心是才能。在私人圈子中，“信任”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各种世袭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缘、姻亲以及主奴三种世袭关系；第二个来源是保荐。圈中的人把外面的人推荐到圈子中来，这个推荐人其实是用他在圈中已获得的信任来担保新人

29. 对于康熙来说，绕开朝廷的方法就是把问题变成家事，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让内务府来处理。内务府就是康熙的内府，里面的事就是他的家事，自然里面的一切都是康熙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考虑朝廷那边的各种成规。

30. 在数学中，“元”“次”和“根”等专门术语都是康熙翻译的。

31. 陈寅恪，他那部拒绝历史规律、深挖历史细节的《柳如是别传》，在出版半个世纪后，依然不被重视，甚至有评论为陈寅恪惋惜，认为这部书浪费了他晚年的时间和心血。

32.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33. 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34. 传统中讲“一朝天子一朝臣”，康雍之间的皇位更替不仅改变了传教士和康熙众多皇子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那些跟这些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35. 如何去除书稿论文感其实是世界所有文科博士计划出书时都会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