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以考古学为基础，将商周更迭写成了一部血腥、推理且充满宗教意味的史诗，成功地将高度专业化的甲骨文研究普及化，读起来确实比传统的历史著作更具冲击力。不过这本书的争议性也是蛮大的，《翦商》的可读性极高，但这种“文学化”的叙事是否牺牲了部分学术严谨性？因此，作为读者，换个角度/切入点来观看历史/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另外，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发觉书中或致谢中对一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引用或批评态度不够谦逊或严谨，仅个人观点。

1.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2. 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反映，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3.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4. ⊙高亨释为：“乃武王克商之兆，所占之事，自为可行，故曰含章可贞。”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页

5.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

6.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很不明晰。

7. 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8. 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除了一个遥远而孤立的南方殖民地。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9. 二里头—夏朝建成了一个大型聚落和复杂社会，而且依靠青铜技术保持着长期稳定；由此，一千多年来古国兴废无常的难题终于被破解

10. 杜甫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商星都是黎明时在东方出现，参星总是黄昏时在西方出现，永远一东一西，所以人生分离难聚也被称为“参商”。

11. 从神话传说时代到春秋再到今天，中国唯一没有变过的地名，可能就是商丘了。

12. 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发现《易经》里隐藏的这段掌故，直到民国时期才被顾颉刚破解：“丧牛于易”是说王亥在有易氏部落遇难，牛群被夺走。

13. 卜辞中，帝也称“上帝”，有时会在帝字上面加一短横，是为“上帝”二字的合文，写作。这一短横在现代汉字中演变成了点，所以现代的“帝”字，其实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14. 考古发现的这些现象，给我们提供的疑惑多于解答。

15. 在中国的城市中，很少有郑州这样的巧合：它完整地覆压在了3500年前的商代城址之上。

16. 现代郑州的城市建设，伴随着与商城的试探和纠缠，也难免无意中的破坏。

17. 其一，商人并非生来就热衷杀戮和人祭，只是随着王朝步入扩张轨道，杀祭行为才陡然增加起来，成为蔚为大观的国家级宗教活动；其二，开国近200年时，商朝内部可能发生过一场王室“宗教革命”，提倡不杀生而掩埋青铜器的新祭祀方式；其三，改革失败后，则是动荡和内战，早商极盛时代宣告终结，随后是萧条、短暂而残酷的中商，而这更是人们不了解的商朝的另一面。

18. 他们用“野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

19. 在商人的人祭宗教兴盛之际，王室成为人祭活动最大的主办者。这代表着王权和神权的高度融合。

20. 商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表现在他们创造的甲骨文里。甲骨文里最常见的是和杀人有关的字，其意思不仅是杀戮，更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

21. 显然，墓主属于高级贵族，多数青铜器上刻有族徽“爰”字，但没有殉葬人，只用了两只狗

22. 这处墓地殷墟二期时已经存在，但大多数是殷墟四期的帝乙和帝辛两朝埋下的，随葬铜器上的族徽主要是“箙”和“爰”。目前，这片族邑聚落的生活区只发掘了一小部分，但没有发现人奠基和人祭的遗存，算是商文化里特立独行的异类。在殷墟遗址群中，目前只发现这一处。

23. 所以，当谈论商文化的血腥和残暴时，我们应当知道，那时也有过戚家庄东的“箙”氏和“爰”氏这样的聚落与部族

24. 同样，对于甲骨卜辞，无论殷墟的还是周原的，我们或许能够识别出多数常用字，甚至能够大体判断每个句子的意思，但无法确知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那么想。毕竟，我们很难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和理解

25. 在那个时代，人们制造鬼神，被鬼神主宰拨弄，但又逐渐心有不甘。这已不全然是神话时代，已经具有“文明”的一切要素，虽然这“文明”仍在血污与恐怖中挣扎。

26. 不过，纣王采取的是另一种对抗方式，傍晚时分，他登上储藏宝物的“鹿台”，把贵重玉器堆在身边，佩戴五枚“天智玉”，点火自焚而死。

27. 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殷本纪》） 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逸周书·世俘解》）

28.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29. 纣王的两名宠妃已上吊自杀，其中一个是妲己。没人知道她们是否自愿。按照同样程序，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将其头悬挂在小白旗下。

30. 然后队伍返回郊外军营，一路展示旗杆上的人头，宣称这是武王的战果。为了制造舆论，平息谣言，这种仪式性表演极为重要

31. 从《商誓解》中看出，在成功灭商之后，无论是宗教理念还是语言行文，周族上层仍然需要用商人能理解和符合商人习惯的方式来宣讲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

32. 文王创制关于上帝的宗教原理，周公探索关于“德”的理论创新，但武王却与他们不同，他没有父亲的创新能力，也从未真正信服弟弟的理论，所以只能沿用强大的商朝宗教传统。 换句话说，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33. 封建”：“建”是建立国家；“封”字的来历有些曲折，它的本意是人工筑起土堆，但当时尚属草昧时代，诸侯国之间并没有明晰完整的疆界，只是在交通要道筑起一座大土堆代表国界，所以“封”就是给诸侯划定统治疆域。

34. 当然，周公等贵族都有不只一个儿子，但幼子一般不会被分封到外地，而是在京畿获得一块封邑，继承父亲在朝廷的职位。从西周到春秋，周朝廷里一直有周公、召公、毕公担任大臣，他们大都是始祖的幼子家族。

35.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36.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

37. 随着西周统治日久以及与周人的通婚，这些族群上层也都接受了周人给自己的姓以及“同姓不婚”的观念，逐渐进入了周人文化圈。

38.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39. 在周公时代，向远方分封如此众多的诸侯国是一项冒险之举，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向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在周王朝的荫庇之下，这些诸侯国基本都存活了下来，但其中哪些能发展壮大，则有很多未知因素。

40. 相比于商代，周代考古带给我们的新奇和震撼要少得多，它不再有毫无征兆而突然崛起的巨大城市，也不再有庞大而用途不详的仓储设施，当然，更没有了堆积大量尸骨的祭祀场。

41.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42.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起。“天”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

43. 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商朝人对此则是直言不讳，承认暴力的必要性。

44. 孔子最常谈论的是诗、书、礼、乐，但他几乎从未对《易经》发表过评论。 然而，到了晚年，孔子却突然对《易经》产生了兴趣，他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45. 《史记》与此相关的记载是，孔子晚年频繁地研读《易经》，结果编竹简的皮条磨损严重，经常断裂，所谓“韦编三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46.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47.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48. 只有到临终前，孔子才感慨很难梦到周公了：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49. “六经”具体是指《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易经》《春秋》。其中，《诗经》《尚书》《易经》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

50. 而到了战国之后，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遗忘，以“六经”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所以《逸周书》虽然没有失传，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不太受学者重视。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人们这才发现，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

51.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诸侯列国并不真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编辑“六经”可以说完全是孔子个人的追求，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实现了周公的目的：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52.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53.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释与复原。 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

54. 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

55. 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56.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